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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宁表示，在高杠杆给消费金融带来更大业务规模和收益的同时，确实也增加了机构的风险。实际上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各个金融机构都有一定的杠杆比例限制，但是各个机构也会通过一系列交易结构的设计（ABS或者助贷模式）来提升杠杆。如何去规范和平衡业务规模与杠杆风险，是消费金融从业者和监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传说，比俄罗斯天气更冷的是俄罗斯市场。初来乍到的华为，由一匹来自南方的狼硬生生被冻成了冬眠的北极熊。90年代伴随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电信业的泡沫，俄罗斯市场寡淡，却依旧流行在商店门口悬挂“本店不出售中国货”来标榜自己的信誉和质量。第一次来俄罗斯出差的任正非气个半死，立志要拿下俄罗斯。但是华为人在俄罗斯连客户的面都见不着。开张的第一份订单是设备零部件更换，价格38美元。收到38美元那一年，距离华为来到俄罗斯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。同样的剧情，也在巴西上演，华为为了第一笔订单蛰伏了整整5年。

全台观光导游协会理事长许冠滨透露，近期以来已有不少导游到协会来诉苦，因为他们当下几乎面临没团可带的局面。如果没有业务，导游们就会失业，一家人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。“有导游建议要在年底之前上街游行抗议，因为这波观光不景气，已经影响到导游界四五万个家庭。”

2、在市辖区层面，一二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，三四线城市市辖区总体仍保持人口流入，但集聚程度已比较微弱，特别是四线城市市辖区。在前述309个地市单位中，有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，其中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存在常住人口数据，城市个数占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约八成。数据缺失城市主要分布在新疆、西藏、黑龙江、吉林，此外还有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江西、山东的部分城市。在控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，2001-2010年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、四线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.4%、2.8%、1.8%、1%，2011-2016年则分别降至1.5%、1.2%、0.9%、0.7%。其中，2001-2010年三线、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高出全国人口年均增速1.2、0.5个百分点，2011-2016年分别高出0.37、0.17个百分点。与2011-2016年四线城市全域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-2010年有所回升不同，2011-2016年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未有上升，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主要来自非市辖区的县、县级市，回流并未到四线城市市辖区。

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，全面降准之后，银行的资金的成本也会下降，降准使得银行有更多资金可以放贷。“我们观察下来，近几个月信贷增速逐步放缓，银行流动性总体不存在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中小银行显然比大型银行稍微困难一些，全面降准对于他们是有好处的。”

微信是个好产品，抖音也是个好产品，可是用户想要更多的好产品，而不是“二选一”。花无百日红，产品也一样，在开放的竞争社会里，选择越来越多才是常态和常识。定于一尊的想法，还停留在中世纪。好在，从3Q大战到“头腾大战”，以及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阿里腾讯之间的双寡头竞争，中国互联网从来就不缺乏竞争。竞争是个好东西，只要竞争存在，尽管“盘外招”大量存在，尽管伴随着“权力的游戏”，我们也对中国互联网的明天充满信心。